林巽培自藏“退堂”字一幅

一

(资料图)

今年5月末，受上海师大中文系同行的邀约，去主持八位语言学专业同学的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午间餐叙之际，同门王兄弘治说起，已过杖乡之年的“大”师兄林巽培，近日已经远赴加拿大多伦多，正式过上了归隐生活。

回想当年，包括笔者在内的沪上几位青年学子，如复旦大学董建交、上海师大王弘治、上海外国语大学郭丽、华东政法大学毕谦琦等，以及日本京都大学野原将挥、新加坡国立大学沈瑞清、南京师大吴波、扬州大学马德强几位，都曾在沪求学，并以音韵学为主业。对我们这代人而言，巽培兄在年龄上可以算作父辈，但或多或少地，都一起度过了几年甚或十几年的难忘岁月。而今诸友各奔前程、各自忙碌久矣，巽培兄也已离沪去国，虽不至于“交游阻绝，疑惑之所，质问无从”（陆法言《切韵·序》），只是对于吾辈而言，多少还是有些“曲终人散的落寞”。

林兄巽培原籍广东台山，1958年出生于香港。早年考入台湾省台北市阳明山上的文化学院（后更名为文化大学）海洋系，次年转专业，改投中国文学系。《华夏导报》是当时该校的校刊，1980年6月6日的该报第二版刊登了“1980年度转系录取名单”，其中巽培兄的名字位列“中国文学系文学组二年级”。本科毕业之后返港，旋入珠海书院中国文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

香港珠海书院为私立性质，最初创立于广州（旧称珠海大学），后迁港办学。1956年，在当时香港政府的倡议下，本打算与钱穆先生等创办的新亚书院等在港的八所私立大学一起，组建新的中文大学。但珠海书院因故退出，继续独立办学。

说到珠海书院，不得不提到的一位著名学者，是原籍广东兴宁的罗香林先生（1906-1978）。1951年至1968年，罗先生执教香港大学，曾任港大中文系系主任、东方文化研究院院长等职。此后退而不休，又为珠海书院创办中国文史研究所（后来文学、历史专业分开，又各自成立研究所），并兼任该所所长及文学院院长。罗先生以《客家研究导论》《客家源流考》等著作名重学林，然其学术领域，实际上非常广博。细分言之，包括香港史地、岭南史地及氏族史、客家学、语言学与历法学、宗教史与哲学、中外交通及华侨史、族谱学、中国史等（马楚坚《罗香林先生对汉学桥梁之筑导及其丽泽》，载《罗香林论学书札》，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620-667页）。

巽培兄的硕士毕业论文为《汉简〈仓颉篇〉研究》（1987年），全文共四百六十页，指导教授为李伯鸣。陈炳权《大学教育五十年》（香港南天书业公司，1970年，759页）对李伯鸣的介绍如下：“国立师范大学文学士，曾任中山日报社长、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再据鲍绍霖等主编《北学南移——港台文史哲溯源》（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香港能仁书院及研究所的师资有罗时宪、吴汝钧、李润生、叶龙、萧辉楷、王韶生、陈直夫、李伯鸣、梁瑞明、钟应梅、林莲仙等。1980年出版的《珠海学报》第11期为“罗故教授香林纪念论文专号”，亦有李伯鸣所撰《近十年来罗（香林）先生有关语言学研究的贡献》一文。除此之外，李氏所撰《书评：林莲仙〈潮读反切音标两用正音表〉》（《珠海学报》1979年第10期）等文，皆与传统语言文字学有关，也曾指导《从甲骨文中研究殷人之上帝观》（刘光中，1986年硕士论文）、《粤语词汇探索》（何文华，1983年博士论文）等研究生论文。

巽培兄硕士毕业后，在其学位论文基础上，相继发表了《从汉简仓颉篇论〈汉志〉〈急就〉正字问题》（《书目季刊》1989年第2期）、《汉简仓颉篇研究导论（上）》（《简牍学报》1992年第14期）诸文。迄今为止，仍是探研《仓颉篇》的学者绕不开的两种重要文献。如安徽阜阳汉简《仓颉篇》所见“巴蜀筡朾”一句，巽培兄在《正字问题》一文提出简本“朾”为“打”之正字，引起学界注意。近出《简帛文献语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249-250页）就此曾有一番详细的讨论，指出“简本《苍颉篇》之‘朾’字似与‘打’之俗字‘揨’等有一定关系。当然，由于简本《苍颉篇》语境不明，简文究竟应该如何解释，是否即为‘打’字之义，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1988年7月16日，饶宗颐先生致函沈建华，说及“林巽培君昨已见面，长春之会，因同月有古文字与昭明文选两会，我只寄去论文，都不参加”（《饶宗颐甲骨书札》，中西书局，2017年，93页）。沈先生在《饶宗颐甲骨书札·编者序》（第2页）中说：“1988年，经胡厚宣、李学勤先生引荐，我作为辅助研究员参加了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松丸道雄先生主持的《甲骨文字字释综览》项目。”巽培兄其时也在东京大学，学习艺术设计，但并未放弃古文字学的研究，故而与松丸道雄、平山久雄等著名学者皆有过从。饶公在信中所说的长春之会，指的是当年7月在吉林大学召开的“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成立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巽培兄也参加了长春会议，并且经松丸先生引荐，先自东京转道香港，在7月15日罗香林教授逝世十周年的纪念会上见到了饶宗颐先生。饶公本想读一读巽培兄给长春会议提交的论文，但巽培兄该文在会后才得以完稿，以及发表在《书目季刊》的那篇讨论《仓颉篇》《急就章》正字问题的文章。

1991年7月29日至8月2日，为期五天的“中国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甘肃举行，一百三十余位海内外专家云集兰州，可谓盛况空前。巽培兄以《汉简中的〈仓颉篇〉》一文参会，所涉材料包括居延简、敦煌简、玉门花海简、新居延简、阜阳简等（余直《发掘新的资料 拓宽研究领域——中国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撮述》，《历史教学》1992年第3期，48页）。会后往敦煌莫高窟作文化考察，并有幸与著名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同游（之前曾在巽培兄的书房桌上看到摆放着一幅他与裘先生在莫高窟的合照）。其时巽培兄已在台北“中研院”龚煌城先生等西夏语文学家的影响下，颇有志于从汉字译音角度考察古代西北方音。对于巽培兄的“心有旁骛”，裘先生颇不以为然，劝勉其应专心做好古文字学。

二

尽管于省吾《释“雝”、“吕”兼论古韵部东、冬的分合》（《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62年第1期）、李学勤《〈古韵通晓〉简评》（《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周祖谟《汉代竹书与帛书中的通假字与古音的考订》（《音韵学研究》1984年第1辑）、钱玄《金文通借释例一》（《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1986年第2期》）诸文已开风气之先，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文字与音韵的结合研究仍属罕见，巽培兄关于汉简《仓颉篇》的硕士论文自然也意不在此。朱德熙先生曾因此感叹说：“我觉得研究上古音，除了汉藏语比较的资料以外，汉语文献资料并没有用完，古文字就是一大宗。我总希望研究上古音的人能注意一下古文字。当然，古文字材料是比较零碎的，拿谐声字来讲，有很古的，也有后起的，但如果细加甄别，有时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1984年10月“上古音学术讨论会”发言稿）

2015年10月，由朴慧莉（时任职于德国汉堡大学）、程少轩（时任职于复旦大学）两位青年才俊召集的“古文字与汉语历史比较音韵学”工作坊在复旦大学召开。王弘治、野原将挥、沈瑞清诸君与笔者都撰写了文章参会。野原君师从著名汉学家古屋昭弘先生，就读博士班期间，曾负笈来沪，跟随潘悟云先生访学一年，遂与巽培、弘治、建交、瑞清诸兄及笔者常有问学论道之乐趣。后来完成博士论文《战国出土资料与上古汉语声母研究》（日本早稻田大学，2016年），在古文字与上古音的结合研究方面用力最勤。近年来更有《也谈来自上古*ST的书母字》（《中国语文》2014年第4期，与秋谷裕幸先生合作）、《“少”字的上古音再考》（日本《中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44期）、《构拟上古音Kr-：以〈安大简〉“䜌”为例》（《声韵论丛》2022年第28辑）、“Old Chinese ‘egg’: more evidence for consonant clusters”（《语言暨语言学》2023年第2期）等重要论文发表。

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当时任教于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来国龙兄，与笔者、弘治兄晤谈合作翻译白一平、沙加尔《上古汉语新构拟》（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2014）一事。经过多年努力，简体中文版作为“上古汉语研究丛书”之一，于2021年在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繁体中文版则于次年由香港中华书局印行。《新构拟》是近年来一部关于汉语上古音研究的专书，甫一出版，颇受海内外语言学界关注。何莫邪（C. Harbsmeier）、D. M. Goldstein、何大安等海外学者都发表过严肃认真、甚至颇为尖锐的书评。瑞清师弟《从出土先秦文字资料看“喻四”的上古分类问题》（《古文字与汉语历史比较音韵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亦曾用出土文字材料验证《新构拟》所提的喻四（以母）上古音构拟方案，发现所谓*ɢ-、*l-两类喻四字并非畛域分明。弘治兄《关于上古汉语*-r韵尾构拟的汉语文献证据的再检讨》（《中国语文》2019年第2期）则以东汉时期梵汉对音、汉代诗文押韵、出土文献等材料为据，证明《新构拟》所主张的*-r韵尾，其合理性仍有待验证。笔者《简帛老子通假字音韵释例》（《语言科学》2020年第5期）就具体的声母、韵母构拟，也指出了《新构拟》的未善之处。

2001年，林兄巽培以留学生身份，在港参加博士生入学考试，拜投于著名音韵学家潘悟云教授门下。巽培兄这次认真听取了裘先生的“谆谆教导”，广涉回鹘文、西夏文、藏文、于阗文的汉字译音等古代西北方音资料，并侧重以打“歼灭战”的方式，收集了藏于中、法、俄、德等国家各种版本的外语、民族语里的汉字译音材料。

2005年9月，笔者开始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班就读。由于导师潘悟云先生每周日都在上海师大讲授音韵学课，为了方便外校同学过来旁听，就上下午连着讲五个小时。于是，坐轻轨三号线从江湾镇到宜山路，再转732路公交到师大，便成为笔者博士生阶段三年的“常规节目”。巽培兄也很享受每周一次到校听潘先生讲音韵学，与弘治、建交、野原、德强诸友和笔者一起坐而论学的乐趣，再加上是在职攻读学位（巽培兄用以“为稻粱谋”的专业并非语言学），一点儿都不着急毕业。于是他雷打不动，每周日端坐在师大语言所教室的最后一排，认真听课、勤写笔记。记得前两年有次因潘先生编辑授课讲义的需要，巽培兄拿过来十几本大十六开的活页听课笔记本，真可谓荦荦大观，非常有用。

也正由于此，巽培兄颇珍惜跟我们这些同门“把茶言（音）韵”的快乐时光，博士论文的写作堪称“旷日持久”。潘先生鉴于其选题设计和资料收集都有诸多可取之处，遂多次催促他尽快完成学位论文的撰写。在导师的无形压力下，林兄终于在入学差不多十年后提交了博士论文《回鹘文慈恩传转写与汉字音研究》（2012年5月），并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不巧的是，那时笔者正在美国西雅图访学，遂无缘“躬逢盛会”）。在这前后，他也陆续发表了《书评：Lexikalische Untersuchungen zur uigurischen XuanZang-Biographie》（《东方语言学》2011年第10辑）、《论十世纪的回鹘文汉字音》（《东方语言学》2012年第11辑）、《回鹘文〈慈恩传〉的收藏与研究》（《民族语文》2013年第1期）、《回鹘文〈慈恩传〉汉字音流音韵尾》（《高山流水：郑张尚芳教授八十寿诞庆祝文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年）等论文，还制作了“《慈恩传》回鹘文与汉字对音数据库”，按照“汉字-韵母转写-声母转写-音节换写-高本汉中古拟音-字音文献收藏地点及版本-卷页行数”等十余条信息参数，以Excel表格方式排列。

此前国内学者关注回鹘文汉字音的，仅有聂鸿音《回鹘文〈玄奘传〉中的汉字古音》（《民族语文》1998年第6期）、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从敦煌出土回鹘文佛教文献看汉语对回鹘文佛典语言的影响》（新疆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蒋建设《回鹘-汉对音及宋元回鹘地区汉语方音的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等寥寥几位，海外则有日本学者庄垣内正弘、高田时雄、吉田丰、森安孝夫等先生等作过专门或相关的研究。巽培兄凭借其独到的学术眼光，多年来不遗余力，搜购了世界各地出版的各个文种的相关参考资料。

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或慈恩传”（bodïstw saïto samtso ačarï-nïng yorïɣ-ïn uqïtmaq atlɣ tsï ïn čuïn tigmä kwi nom bitig，即“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简称回鹘文《慈恩传》或《玄奘传》），1930年前后出土于新疆，后遭商贾割裂售出，由时任中国-瑞典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清华大学教授的袁复礼先生购得部分残叶，送至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冯家昇先生根据北图所藏两百四十二叶，加上从德国突厥学者葛玛丽（A. von Gabain，亦名冯·加班）手中追回的八叶（当时学界已知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藏有残卷一百二十三叶，系该馆由伯希和介绍购得，冯先生因历史条件所限，也未能利用之），撰成“考古学专刊”丙种第一号《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中国科学院，1953）。

冯先生该书内容提要述及，“用回鹘字母写出来的汉字，早年由缪勒文里知道三五例，1938年葛玛丽举出十来个；今次本书的著者则举出一百多个。这对于研究古代西北方言有很大的帮助”，由此可见回鹘文《慈恩传》汉字音的学术价值。仅从该书第七章“本书所见的一些汉字”所提供的字音材料来看，便可一探唐五代后西北方音之究竟，如宕江、曾梗摄失去-ng尾：（大乘）光qoo、梁（帝）lüyö、长（安）čoo、（褚遂）良lo、英（公）i、（褚）令li、庚qï、（大般若）经ki、（显）庆ki、（杜）正（伦）čï；例外如：（佛图）澄čing、瀛（州）yin。咸深摄保留-m/-p尾：壬zïm、任zïm、（道）琳lim、（慧）立lip等。K. Barat在“Two identical features in the Hexi dialect”（《河西方言的两项共同特征》，载《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333-342页）一文主要论及两点，一是中古收-t之入声字河西方言中读流音尾-r，另一条即是中古阳声韵-ng尾字失去鼻尾。

冯先生是书第30页还引及他与旧同事、中国音韵学和辞典编纂学界的大家丁声树先生就这批资料释读的交换意见，颇有学术史意义，兹择引如下：“譬如‘麟德’lintiɣ，我在表上漏掉ɣ收尾，他（引者按：即丁先生）说末尾当有k或者ɣ才对。我赶快回来查原稿，的确是漏写了ɣ了。‘玉’yüɣ的收尾因回鹘文残叶剥落一半，我不敢断定是z或ɣ，就写了两个字母；丁先生说是ɣ。我赶回去再查，那的确是个ɣ。‘英’i我原写成in，丁先生说恐怕n在这里有问题。我覆查原字正作i。‘发’wr表原写为wa，他说唐音‘发’字是t收尾，此处似当是r收尾。我覆查原字作wr，中间无a。‘瀛洲’yinčü，丁先生说他例不应当有n；我覆查原字仍为yinčü。大概因为这个字屡见佛经，意为宝石、珍珠，详古就借用了现成的字。”这是以音韵学知识诠释古代非汉语文书的佳例。

冯家昇先生著作封面

要知道，葛玛丽发表的《〈玄奘传〉回鹘译文》（“Die Uigurische übersetzung der Biographie Hüen-tsangs”，1935）和《回鹘文〈玄奘传〉中的信》（“Briefe der Uigurischen Hüen-tsangs-Biographie”，1938）二文，分别以回鹘文《玄奘传》第六、七卷所见材料为据展开。特兹江（S. Tezcan）《Eski Uygurca Hsuan-Usang Biyografisi. X. Bolum（回鹘文〈玄奘传〉第十卷研究）》（土耳其安卡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5年）、耿世民《回鹘文〈玄奘传〉第七卷研究》（《民族语文》1979年第4期）、黄盛璋《回鹘译本〈玄奘传〉残卷五玄奘回程之地望与对音研究》（《西北史地》1984年第3期）诸文，也只能对十卷本的回鹘文《玄奘传》作部分地研究。而巽培兄的论文意在“收集分藏三地（引者按：即北图、巴黎、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残本的内容，分卷整理文本，分析缀合，统一转写，整理出一个比较完整的回鹘文慈恩传的转写版本”，用约五分之四的篇幅（全文共560页，第四章“回鹘文《慈恩传》转写”在88-552页），将第一至十卷的回鹘文全部转写为拉丁文，迄今为止仍是这一领域最全面的文献资料整理工作。林兄在论文提要里说：“这还只是很肤浅的研究，我们相信，将会有更多的学者根据本文提供的材料，作出更大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本研究只是一个铺垫工作。”材料是一切研究的前提与基础，从这一意义上说，这篇博士论文在汉字译音研究史上应有其地位（该文曾获2013年度“上海市优秀学位论文奖”，实至名归）。

巽培兄博士论文的一个“副产品”，则是由笔者编辑的《日本学者汉字译音研究论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一书。犹记差不多十年前，有次我们几个吃午饭时闲聊，说到域外汉字音的海外研究成绩，巽培兄提及日本多位学者在这一领域有着重要贡献。于是，由巽培兄拟出了一个初步的日文文献目录，我们几个又给了一点参考意见，一周之后，巽培兄便交给我一份手写在格子稿纸上的目录。其中就有庄垣内氏《文献研究与语言学：回鹘文汉字音的重构与汉文训读的可能性》（日本《言语研究》2003年第124期）一文。其他诸如服部四郎、河野六郎、藤堂明保、三根谷彻、西田龙雄、平山久雄、桥本万太郎、高田时雄等在汉字音方面的代表性研究，大都也是出自巽培兄的建议（有些篇目则是后来采纳了远藤光晓、竹越孝等先生的意见，以及笔者就明清“华夷译语”的相关研究而补入的）。可惜的是，该书的集稿、翻译和编辑花费了较长的时间，再加上因篇幅的限制，有些文章未能选入（比如沼本克明的日本吴音、汉音字音表等）。前些日子笔者赴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作学术交流，擅长作梵汉对音等域外汉字音研究的储泰松先生，谈及拙编《论文选》漏收了日本学者在粟特文汉字对音方面的重要文章，例如吉田丰“Chinese in Sogdian script”（Tōhō Gakuhō，1994年第66期）、“Further remarks on the Sino-Uighur problem” （Annals of Foreign Studies，2000年第45卷）等。笔者听后亦深以为然，也希望将来有机会再版时将其添入。

国内学人若想比较容易地了解吉田先生关于粟特文的研究成绩，则可参看氏著《粟特文考释》（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物局编《吐鲁番新出摩尼教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3-199页）一文。

三

陈寅恪先生《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36页）陈氏的此番话，是针对当时“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有感而发的。就此意义而言，正如前文所引丁声树先生对于冯家昇先生释读回鹘文《玄奘传》过程中的建设性意见一样，以历史音韵学阐释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人类学等问题，同样是摆脱闭门造车的一种“预流”。

陈寅恪先生《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序》又说：“凡入居中国之胡人及汉人之染胡化者，兼有本来之胡名及雅译之汉名。如北朝之宇文泰，《周书》《北史》俱称其字为黑獭，而《梁书》兰钦王僧辩侯景诸传，均目为黑泰，可知‘泰’即胡语‘獭’之对音，亦即‘黑獭’之雅译汉名，而‘黑獭’则本其胡名，并非其字也。由此推之，胡化汉人高欢，史称其字为贺六浑。其实‘欢’乃胡语‘浑’之对音，亦即‘贺六浑’之雅译汉名，而‘贺六浑’则本其胡名，并非其字也。此类之名，胡汉雅俗，虽似两歧，实出一源，于史事之考证尚无疑滞，可不深论。又如元代统治中国之君主及诸王之名，其中颇有藏文转译梵名之蒙古对音者，于此虽足以推证其时西番佛教渐染宫廷皇族之势力，然其事显明易见，故亦不可详究也。至于清代史事，则满文名字之考证，殊与推求事实有关，治史者不得置而不究。”（《金明馆丛稿二编》，242页）陈氏用实例告诉我们，审音勘同对于魏晋以来史地研究的重要性，而这一工作恐怕也应仰赖于历史音韵学之积极“预流”。

林兄巽培在音韵学、古文字学、考古学、西域与南海史地、民国学术史等领域丰富的中、外文藏书，成了我们那一代在上海求学、且醉心于汉语历史语言学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们的“专业图书馆”。巽培兄“立足传统、放眼世界”的学术风格，也明显影响了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的学术理念与学术取向（比如音韵学之于其他人文学科的“预流”效应）。还记得当年笔者（有时和德强、瑞清诸友一道），经常从巽培兄的书房搬回一大摞书，然后走过横亘在莘庄外环路上长长的天桥，倒地铁、再转公交，回到复旦北区狭小而温馨的研究生公寓里。而巽培兄不但慷慨借书，还经常送书给我们这些爱读书的小师弟们。笔者记得书架上来自其所赠的各种学术书籍，便有蔡哲茂《甲骨缀合集》（台北乐学书局，1999年）、《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李壬癸和土田滋《巴宰族传说歌谣集》（Pazih Texts and Songs，“中研院”语言所，2002年）、张竹梅《西夏语音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刘淑芬《灭罪与度亡：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等等。

林巽培转赠蔡哲茂先生著作题签

宋楼钥《叔韶弟以退堂洪老诗来寄谢》云：“不受人天供，甘心乐隐居。坐穷千里目，笑拥一楼书。攻媿老无用，退堂闲有余。相望可杭苇，何日访吾庐。”（《楼钥集》第二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212页）如今的巽培兄，不论是从工作状态，还是从生活状态来说，都无疑是楼钥所说的“退堂闲有余”了。巽培兄的“退堂”，不能说是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但是说他见证了多位以中国音韵学为主业、迄今为止仍然“在堂”的青年学子的成长历程，却一点都不过分。

王阳明有诗云：“人生多离别，佳会难再遇”；但同时也说：“嗟我二三子，吾道有真趣。”谨以此文，感恩亦师亦友的林兄巽培多年来在专业上给予吾辈的勉励与指教，也以此致敬那一段青葱炽热的求学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