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在今天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最为著名的中国象征之一，八达岭长城上如织的各国游客便是明证。而对于国人来说，长城还与一个悲惨的传奇故事密不可分，这就是“孟姜女哭长城”。当然，很多人都知道，这两处长城并非是同一座，前者其实是明长城，后者则是秦始皇长城（秦始皇长城实际包含了秦昭王长城、燕长城和赵长城）。二者在年代上相差1500余年，在地理上秦长城也比明长城更靠北。虽然两座长城有诸多的差异，但它们都是中原王朝为抵御来自相同地区的敌人而建，这些敌人的生活习惯与组织方式亦存在诸多共同点，他们一般被称作“游牧族群”。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纵观中国历史，游牧族群对中原地区（王朝）的形塑与发展皆影响巨大，二者的交往自新石器时期便已开始。然而在传世文献中，中原和游牧族群似乎从一开始便处于冲突与对抗之中，比如传说中的上古圣王舜便对“蛮夷猾夏”忧心忡忡，更不用说“郁郁乎文哉”的西周王朝便是实实在在地毁于蛮夷之一的犬戎之手。然而，这些见于先秦两汉典籍的记录终究无法反映中原农耕与北方游牧社会之间的全貌，所能涵盖的时空范围亦颇为有限。想要全面系统地认识早期中原与北方族群间历时性关系的发展、演变，除了文献史学之外，我们所能依凭和倚重的自然非考古学莫属。宫本一夫先生所著《中国古代北疆史的考古学研究》正是这样一部根据考古资料展开、运用考古学方法，探讨中国古代北方与中原之间历时性关系的研究著作。

《中国古代北疆史的考古学研究》，作者: [日]宫本一夫，译者:黄建秋。思库｜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2月。

撰文｜陈翔

一

宫本一夫先生现任日本九州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教授，是知名的日本东亚考古学专家。他的研究领域十分广阔，包括中国青铜器、东北亚陶器编年、东北亚农耕社会的起源与发展、东北亚青铜器的谱系与扩散、东北亚初期铁器文化的谱系与扩散、东北亚古代国家形成过程的比较研究等。对此，宫本教授直言“我的研究目标是整个欧亚大陆” （《宫本一夫教授访谈录》），可见其治学取向与风格之一斑。

2014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引进了日本讲谈社的“中国的历史”书系，蔚为当年国内读书界盛事之一，该书系第一册《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便是宫本一夫教授所著。此次新近出版的《中国古代北疆史的考古学研究》则是宫本教授的代表作之一，亦是其第一本学术专著。不同于《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一书的普及性定位，《中国古代北疆史的考古学研究》则是完完全全的纯学术性专著，对于未受过考古学训练的普通读者而言，存在一定的阅读难度。因此，对于各章主要内容的归纳就略显必要。

本书除“前言”和“第十章”总结外，共有八章内容：

第一章“中国北疆的时空框架”和第二章“中原及其边境的形成”可以视作总论，是作者从“长时段”角度对中国古代北疆与中原关系进行的发生学意义阐释。所谓“中国北疆”，即“指从内蒙古中南部到辽西—辽东的地区。该地区正好与长城地带重合”。在文字出现之前或缺少文字材料时，陶器一般是考古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材料，也是建立年代学框架的标准器物，在中国古代北疆的研究中亦莫能外。第一章的主要内容便是作者从各地区出土陶器入手，以类型学为方法建立起了“北疆”的年代学框架。概而言之，作者将北疆地区的地域文化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对应于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的裴李岗、磁山文化至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公元前6000—3500年），第二阶段对应于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时期（公元前3500—2000年），第三阶段对应于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至战国时期（即夏代至战国时期，公元前2000—200年）。

“我者”与“他者”是历史和文化研究中的永恒命题之一，自从人类出现交往、交流之后，“我者”的边界往往需要依靠“他者”才能界定，北疆社会的特性同样需要在长城地带以南地区的映衬中才能得以厘清。因此，在第二章中，作者着重探讨了中原地区农耕社会的形成以及迈向早期国家的过程。作者认为，龙山时代以后，中原地区各地域集团开始合并，北疆地带开始出现介于农耕社会与狩采社会之间的畜牧农耕社会，后者与此时的气候变化密切相关。自此，新出现的畜牧农耕社会与华北定居农耕社会开始冲突、对抗，成为后来推动中国史发展的原动力之一。

《长城：中国的故事》剧照。

从第三章开始，作者转入对各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具体研究中。第三章“朱开沟文化 李家崖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对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朱开沟文化、晋陕高原的李家崖文化和燕山以南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研究。作者认为，这三处考古学文化是与夏、商王朝相对的北方式青铜器文化，自新石器时代末期开始，后者便处于中心地位，而前者则是发展迟缓的周边地区。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气候变化导致内蒙古中南部内部各集团出现对立、冲突情况，促使该地区出现了防御性质的石城，而黄河中游亦形成了土城。在此之后，晋陕高原的李家崖文化开始成为能够殷商对抗的地方势力。总体来说，作者认为，这一时期长城地带的青铜文化，是为了与中原王朝对抗而发展出来的实用青铜文化，例如颇具李家崖文化特点的有銎斧、有銎钺和长刀等便是为了与商王朝对抗而开发的武器。

第四章“西周的燕与辽西”在时间上由夏商顺延至西周，作者重点讨论了西周早期分封建立的燕国与周边文化的关系。作者通过对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的研究，颇为有识地提出燕国是由燕侯家族及其直系家臣，新近臣服于周王朝并成为燕侯家臣的殷代贵族，以及地位较低的本地豪族等三个阶层构成的。作者又通过对燕山南北两地的墓葬、青铜器的研究，指出燕山以南地区从二里岗上层阶段开始，本土势力逐渐采用商王朝的祭祀方式，但同时具有与长城地带相同的地域特征。西周初期部分本土势力被纳入封地统治系统当中，到了西周早期，随着燕国势力的削弱，北方本土因素又开始不断加强。而处于燕山以北的辽西地区，则大部分是地方政权的领地。

第五章“石棚文化圈及其社会”和第六章“辽宁式铜剑文化圈及其社会”两章将视线持续东移，以石棚和铜剑为中心分析当地文化的社会结构。

石棚是一种特殊的墓葬形制，根据结构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大型石盖及其下部石室构成的石棚或桌式石棚，另一类是由石盖和支石构成的棋盘式石棚（即大石盖墓）。中国的石棚主要分布于辽东地区，年代从西周延续至战国前期。作者通过梳理两地石棚的变迁，认为辽东半岛的多人葬的桌式石棚逐渐演变为个人集团墓的大石盖墓，而辽东内陆则从多人葬的桌式石棚演变为依然是多人葬的大石盖墓，这反映出社会发展的地域性差异。

辽宁式铜剑，国内一般称作“东北系铜剑”，是先秦时期中国东北地区流行的一种形制独特的青铜兵器。作者在第六章对这类铜剑的地域性差异作了详细的考察，认为此类铜剑可分为辽东和辽西两个区域，还通过对各个小区墓葬结构的分析，厘清了各地区的社会结构和发展差异。具体而言，作者认为，从西周后期开始，随着燕文化势力的衰弱，宁城地区、大凌河流域产生了显示其社会发展特征的武器即辽宁式铜剑。此后，这类铜剑逐渐向外传播，最终在该地区形成了以辽宁式铜剑作为礼器的等级社会。直到战国前期、中期，辽东地区的辽宁式铜剑才具备了武器的功能，这与燕文化在这一时期扩张至该地区有关。到了战国后期，辽宁式铜剑的制造技术再次革新，同样与燕国在该地区设置辽东郡后二者矛盾进一步激化有关。因此，作者提出，燕国的出现促进了周边地区社会分层和地区合并，改良、强化自身特有的武器即是最为明显的表征。

从第七章开始至第九章，作者将时间线下延至战国时期，讨论了这一时期燕国（第七章“战国的燕及其扩张”）、田齐（第八章“田齐政权”）和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第九章“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的消亡”）的情况。

在第七章中，作者利用出土的战国时期燕国铜器、陶明器和青铜武器铭文对此时燕国的基本情况进行分析。作者提出，随着山戎的衰弱，春秋后期燕国力逐渐得到恢复，此后燕国铜器和陶明器都出现了“复古”现象，意味着祭礼发生了新变化，反映出燕国统治阶层对春秋后期甚至西周前期祭礼的憧憬，背后更深层的内涵则是统治者借此强化以血缘为基础的王权统治能力。与之相呼应，青铜兵器形制和铭文亦能反映出这一时期存在的政治、军事制度改革。周边地区的墓葬形态，则能反映出燕国此时的扩张情况。燕国的扩张一直持续至战国后期辽东郡的设立，可以燕长城即是新领地范围的体现。作者同时指出，燕国对新领地很可能采取了以王族等为中心来控制个别都市的管理方式，尚未建立起秦国中央集权下的地方管理体系，这一点与燕国在燕山以南地区的统治方式亦有所不同。

作者在第八章中利用金文、陶文、瓦当和田齐王陵复原了田齐的样貌，因涉及诸多细节，此处不再赘述。第九章则讨论了西周以后中国北方地区青铜器文化地域性发展情况。作者认为，春秋后期，燕山地区很快就在燕国的社会及文化影响下被合并起来；战国后期，内蒙古中南部的凉城地区虽然受到赵国的社会及文化影响，但是鄂尔多斯高原地区社会分层稳步发展，后者的社会发展方向与西汉初期单于所建立的匈奴游牧国家有关。在青铜短剑被铁质武器、工具所取代的战国中期，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亦开始走向了消亡。

宫本一夫，日本考古学家，九州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教授，日本中国考古学会原会长。主要研究东亚范围内从新石器时代到初期铁器时代的比较考古学及比较文明论，是该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2003年荣获第十六届滨田青陵奖，获优秀考古学研究者荣誉称号。代表作有《中国古代北疆史的考古学研究》《东北亚的考古学研究》《岱海考古（二）──中日岱海塘考察研究报告集》等。

二

通过九章的内容，宫本一夫教授对秦统一前中国古代北疆近6000年历史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若以秦始皇长城的修筑为界，完全可以将此书称为“长城史前史”。宫本教授十分精彩地勾勒出这一地区的动态历史面貌，视野宽广、思维敏锐。例如第四章通过琉璃河燕国墓地研究对燕国社会结构的复原、第五和六章以石棚和辽宁式铜剑分析社会形态和演进历程、第七章在器物中析出战国燕政治与军事制度改革的事实和脉络，作者由物质文化入手而最终落实到社会结构、形态和制度的研究上，最终的结论亦兼具宏观性与微观性，真正做到了中国考古学界常说的“透物看人”。这些研究无论在方法论层面，还是具体认识上，都颇具新意与卓识，具有示范性意义。

不过，因为种种主、客观原因，我认为本书亦存在一些不足，以下野人献芹，略陈一二。

首先，从本书的内容编排谈起。我们知道，考古学研究论著常常给人单调、乏味之感，在涉及类型学、年代学的辨析和研究时尤其如此。作者在写作时所预设的读者可能是专业内的学者，并且是精于该书研究对象的专家，因此整体上来看，本书在各章节内容和章节之间关联上不够清晰，需要读者自行理出一条纵横线索。当然，这一情况可能跟日语写作习惯或作者个人行文风格有关，无须过多深求。

其次，则是本书的具体研究对象和研究取向方面。相对于中原地区而言，北疆地区或长城地带属于中国的农牧交错带，连接着农耕社会和游牧社会；以更加宏大的视角来看，这里地处欧亚草原东部边缘，还是古代中外文化的交汇处。本书所讨论的诸考古学文化或输出、或输入，都与欧亚草原的考古学文化有着密切的交流，这些交流往往也会在中原地区各时期文化中有所体现。

以朱开沟和李家崖文化为例，作者多次强调“该地区独特的青铜器文化特别是青铜武器，是从新石器时代后期具有长城地带特色的石刃骨剑等传统中发展而来的，青铜短剑是该地区独立发明的。具有李家崖文化特点的有銎斧、有銎钺和长刀等是为了与殷对抗而开发的武器。因此，长城地带的青铜器文化显然是需要实用器即用于打仗而开发出来的具有实用价值的青铜器文化。青铜彝器中有些明显是本地的……这是在与殷势力对抗中发展出来的。”给人的感觉似乎是，朱开沟、李家崖的青铜文化只是在“冲击—回应”模式中应对中原王朝而创造出来的。然而，从二者出土的其他青铜器来看，把朱开沟、李家崖青铜文化视作在中原与欧亚草原文化共同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才更近事实。

比如，朱开沟遗址出土的空首斧范便可能来自欧亚草原地区、环形器则与安德罗诺沃文化存在关系、环状耳环可能与切木尔切克文化存在关联；李家崖文化所出的一类有銎斧，则可能与伊朗高原的同类武器存在联系。我们在朱开沟遗址既能看到属于中原文化因素的青铜鼎、爵、戈等，也可以发现上述具有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李家崖文化则更进一步，对不同的外来因素器物都进行更具有本地特色的改造。因此可以说，作为中间点的朱开沟和李家崖文化，起到了连接和沟通欧亚大陆南北两端的作用，它们通过吸收、改造与转化两端传播而来的文化因素，最终创造出了带有自身特色的物质文化面貌。与此同时，这些地处中间地带的考古学文化又反向输出了自身的器物，例如在蒙古高原和米努辛什克盆地便发现了富有朱开沟文化特色的蛇纹鬲和袋足鬲、在中原地区夏商遗址中则发现了大量来自长城地带的青铜兵器、车马器等。

由此可知，在社会组织结构方面，长城地带的诸考古学文化确实逊于中原王朝，但这并不意味着前者完全处于被动发展的状态。本书作者的研究多少带有一丝“中原中心主义”倾向，同时整体上又明显预设了现代民族国家的立场，而这在当下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中都已不太多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曾对将现代民族国家作为考察社会、历史的基本分析单位这一研究取向，进行过持续而系统的批判，他认为这一缘于19世纪社会科学的学科制度化的研究方法，大大阻碍了我们对历史真相和社会发展的认识。实际上，从上述所论可知，沃勒斯坦的这一见解在早期文明研究中尤为适用。

综上所论，虽然我对本书有所批评，但仍然认为此书是一部严肃而独到的学术论著，特别是宫本一夫教授在具体研究中所展现的视野、角度和方法让人尤为佩服。若以书中所论独具特色的长城地带青铜兵器作喻，可以说，宫本教授的研究在宏观上如长兵钝器有銎斧一般横扫如风，在微观上又如短兵寸铁青铜剑一般灵动精巧，这样的功力是人文社科学者们梦寐以求却又不易达至的。

撰文/陈翔

编辑/李永博

校对/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