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要认识已经灭亡的动物的身体组织，必须研究遗骨的构造；要判别已经灭亡的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劳动手段的遗物，有相同的重要性。……劳动手段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程度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所在的社会关系的指示物。”因此，探讨匈奴人的劳动手段的遗物，对于解剖匈奴的社会经济制度，是一把钥匙。

匈奴在公元前3世纪兴起的时候，它所掌握的劳动手段，主要已不是铜器而是铁器。近数十年来国内外的考古发掘，提供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实物资料。

(相关资料图)

在国外的考古资料中，以蒙古国境内各地（当时匈奴人的主要聚居区）发掘出的最古的匈奴方形石墓，和在诺颜山（在今乌兰巴托北70英里处，当时属单于庭辖境）发掘出的匈奴古墓的出土物，较为丰富。在最古的属于公元前7至前3世纪的方形石墓中，发现了铁斧、铁刀和属于公元前4世纪末至前3世纪初的铁马嚼（即马勒）。从1954年在诺颜山第三、八、九号古墓出土的属于公元前3至前2世纪的铁器中，有三角形铁镞、巨型铁马嚼（嚼的两端有嚼环）、大小铁环（其中有马肚带铁环，附有铁舌）、铁片（有些是马形铁片，并有钉孔）、铁屑。在圆形石墓出土的也是属于公元前3至前2世纪的，有三角形长柄铁矢，铁刀、剑（断片），铁马嚼及其他铁制品。

近二十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各地的匈奴墓中，也先后发现了不少匈奴的铁器。例如：1979年，在伊盟（今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西沟畔的匈奴墓中发现了属于战国（前475—前221）晚期的铁器，计有柳叶形长条铁剑（剑身狭长，断面呈菱形）、铁马嚼、铁镳、铁锥、铁勺。

1和2为短剑，3—5为长剑

在我国古书上也有关于匈奴人使用铁器的记载，如《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人的兵器，长的有弓矢，短的有刀。此外，匈奴人又有宝刀名“径路刀”，且常用剑；公元116年汉朝大将邓遵击破北匈奴时，也曾缴获三千把匕首和两千个釜镬。

所有这些出 土文物和文献资料，都给我们提供了匈奴人自公元前3世纪以前已经有了铁器，前3世纪以后开始广泛地使用铁器，前2世纪以后冶铁业更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有 力证明。

在出土物中，除了铁器之外，还有青铜器。在漠北最古的方形石墓出土的属于公元前7至前3世纪的有铜斧、铜刀、铜镞、铜马嚼、铜镜和铜制颈饰。

1954年在诺颜山第八、九号古墓中出土的属于公元前3至前2世纪的，有小铜铃（铃舌是铁制的），三楞铜镞（五个），四楞铜镞（二个），粗制铜勺、铜提梁、铜壶咀及其他铜器残片甚多。精致的铜器，有的是长颈、扁圆形，有的有很高的台座，两侧有花纹，附有提梁；有的是敞口、肩部稍粗，下部尖细。从它外部带有很多锅灰来看，这些铜器可能是当作炊具用的。在第三号墓出土的属于公元前2至前1世纪的，有白色铜镜二个（一个是一面光滑，一面印制多角花纹，并附有提梁；另一个有“卫”形花纹）。第二十四号墓有四角形、中部有五孔的铜器。第二十六号墓有三耳带把的圆形铜器。

刀是匈奴墓葬中比较常见的随葬物品，以铁刀为主，铜刀数量较少

在圆形石墓出土的属于公元前3至前2世纪的，有三角形铜矢，铜刀、剑（断片），方形钟，铜马嚼，铃形、有三角孔的铜饰品。

此外，1924年，科兹洛夫在诺颜山匈奴古墓发掘出属于公元前３至前１世纪的铜鼎和铜炉、铜环、铜帽等物。1928—1929年，索士诺夫斯基也在蒙古伊里木谷口匈奴古墓发掘出铜马。据鉴定，这种铜马是属于公元前1世纪。

在我国内蒙古各地匈奴墓葬的出土物中，也有不少铜器，种类有兵器、工具、马具和服饰等物。如1972年在伊盟（今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桃红巴拉村匈奴墓出土了一批属于战国时期的匈奴文物，主要就是铜器，其中有铜锥，铜锤，铜凿，铜刀，铜短剑，铜带扣，铜环，鸟形、兽头形和长方形铜饰，圆管状铜饰，铜马嚼，铜马面饰等，此外还有少量的金耳环和骨角器等。

最后，在诺颜山各匈奴古墓中出土的属于公元前2至前1世纪的文物中，还有弓的骨制附件，骨制筷子，绘有兽类图画的骨器，但为数均属寥寥。这说明铜器、特别是铁器出现后，骨器就逐渐被淘汰了。

从以上漠北各地匈奴古墓出土的属于公元前3世纪以后的铁制兵器（刀、剑、镞）、生产工具（镰、铧）和生活用具（马嚼、铁环、铁片、铁钉）来看，当时匈奴人使用铁器，已不仅深入军事活动的范围，而且遍及社会生产和日常生活的领域了。可见铁器用途的广泛。此其一。

再从这些铁器出土的种类和数量来看，特别是铸铁的模型和炼铁炉的发现，可见铁器冶炼的规模不少；从而铁矿原料的需要量一定也很大。此其二。

复从它能钉孔、模铸与及铁镞有三角形、铁环带舌等来看，形制已很复杂，铸工亦甚精巧，可见当时铁器冶炼和铸造的技术已达到相当的水平，同时必定述有各种适于锤击、扭钳、凿孔和镌刻的工具的存在。此其三。

最后，从主要的兵器（刀、剑）和马嚼多用铁制，镰、铧全用铁制，特别是箭镞亦用铁制，以及用具（壶、勺）和饰具多用铜制等情形来看，可见公元前3世纪以后，铁器在匈奴的社会生产力中，实已超过铜器而占据支配的地位。铁之用于铸造箭镞，说明铁在当时已经达到了最普遍最便宜的地步。因为箭镞一经射出，便无法收回。匈奴是“引弓之国”，弓矢是匈奴人惯用的武器之一，矢的消耗量特别巨大。冒顿单于时“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公元前200年在平城围攻刘邦时，骑兵竟达四十万，姑以每人一矢计之，其数已很庞大。故非有充分的原料来源和大规模的制造，不能及时供应和弥补这样巨量的消耗；非达到最低廉的成本，更难于负担这样巨额的损失。此其四。

匈奴墓葬中的铁镞

至于各地出土物中兵器之仍有用铜制，这不足以否定铁器在当时社会生产力中的支配地位。因为：第一，许多铜制兵器（铜刀剑、铜镞），可能是前期生产的遗留。因为铁制兵器的出现，并不能使铜制兵器立时绝迹。根据进步工具驱逐落后工具的历史原理，其间需要一个逐渐淘汰的过程。第二，在日用器物上，铁器并不完全排斥铜器。日用铜器多，正说明铜器已逐渐从生产领域和军事领域退出（让位于铁器），而主要转向日常生活领域中去了。第三，再从诺颜山和内蒙古的铜器的制造技术来看，如果没有铁制的锐利的工具，恐怕也达不到这样高的技术水平，因而当时铜器的继续发展，也是建立在铁器工具的技术基础之上的。

依据历史的原理，每一种文化，从其发生到高度发展，其间必须经过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绝不可能突然而生，一蹴而践于高度发展的水平。从属于公元前7至3世纪的最古的方形石墓已经出土了铁器，特别是出土了公元前4世纪末前3世纪初的铁马嚼，及从属于公元前3至前1世纪的诺颜山和乌兰乌德的铁器已经达到的水平来看，匈奴人在嬴秦以前，很早以前我以为可能在战国初期，即公元前5世纪末至前4世纪初，便已开始使用铁器。但是匈奴人广泛地使用铁器则是在公元前3世纪前后，至公元前2世纪则更为发展。因此我认为：从公元前3世纪前后，匈奴人便进入了铁器文化时代，在此以前则是属于青铜器文化时代。

正是因为在战国初期，匈奴人已掌握了铁器文化，因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强有力的推动力，并使个人的生产和私人的占有疾速地发展起来，从而强烈地破坏了原始氏族社会的生产关系，使之转入阶级的社会，并为它的强盛提供了物质的前提。当时他们用铁刀、铁剑、铁镞和铁马嚼武装起自己的骑兵，然后跃马弯弓，“驱驰于楼烦之下”，随后又侵扰赵国的边境，以致“边不得田、畜”。因此以秦代之强，也不得不建筑“万里长城”以资防御。及至汉初，匈奴益加强大，成为汉朝北方的一个严重的威胁力量。

【本文文字来源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匈奴通史》，图片引自单月英：《匈奴墓葬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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