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能与现实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九卷研究

(资料图片)

苏峻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3年5月

内容简介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是西方哲学的奠基之作，第九卷作为其“核心卷”之一，从“潜能”和“现实”的视角探究了追寻“第一本原”的途径，集中体现了希腊哲学形而上学之思的特质。本书认为《形而上学》第九卷在论证上有统一的主题，同时这一主题也合理地内嵌于整本书的论证结构之中。将第九卷与《形而上学》其余各卷统一起来的主题是对“实体的本原”的探寻。本书通过处理涉及第九卷论证结构的一系列关键问题来为上述观点辩护。通过解答这些问题，第九卷的论证结构及其对全书的意义将变得更为清晰和准确。

作者简介

苏峻，都柏林大学圣三一学院哲学博士，现为中国政法大学讲师，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古希腊罗马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研究领域为希腊形而上学和伦理学。

作者自述

（本文为苏峻博士为新书单独撰写的介绍文章，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古希腊学界的青年新秀是如何走上研究道路的）

写作背景

本书大体上是我在都柏林圣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Dublin）哲学系读书期间撰写的博士论文的原貌。借此机会，想跟读者交代一下选题背景、研究体会。

对《形而上学》Theta卷的研究兴趣肇始于研究生求学阶段。当时我的导师聂敏里教授正在撰写对“核心卷”研究的专著。聂老师带领我领略了被誉为《形而上学》“珠峰”的Zeta卷（伯恩耶特语）。于是，当时我朴素的想法就是选择“核心卷”中学界研究相对薄弱的Theta卷。当然，也是因为“潜能”和“现实”这两个概念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对于他的形而上学来说，可能是除“实体”概念之外最重要的概念。经过半年的梳理与写作，我提交了硕士论文，并以此为基础，准备了出国留学的申请材料。

在博士求学阶段，我想继续把Theta卷中的几个哲学难题、全卷的论证结构及其与《形而上学》全书的问题意识之间的关系当作博士论文的主题。当时，我的导师瓦西里·珀力提（Vasilis Politis）教授正在进行他对柏拉图早期对话中难题（aporia）的功能和作用的研究，已接近尾声。一开始，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主题和我对Theta卷的思考有何关系。从博士二年级开始，在进一步的阅读以及与珀力提教授的一次次对谈中，我逐渐意识到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由此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不同的哲学研究方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让我感到困惑的问题之一便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探寻“本原”方式的不同。我们知道对于柏拉图来说，其哲学的最高本原是“善”，而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是“不动的推动者”。虽然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最高本原蕴含价值维度，例如它是万物的“目的因”，但是和柏拉图相比，还是有了更多自然哲学的色彩。可以说，他们追问本原的方式是迥异的。在柏拉图那里，我们甚至可以说早期对话的伦理困惑（aporiai）对他提出的形而上学有实质性的影响，所以其得出的本原更具有价值内涵。与之相反，亚里士多德在Theta卷中是通过考察“实体”的“潜能”和“现实”，最终找到了通达最高本原的途径。如果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可以被称为“物理学之后”（Ta Meta Ta Physica）的话，那么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与伦理学关系更为紧密。

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也对形而上学产生的原因及其本质主义根源有了兴趣。可以说，这两位哲学家都认为“哲学始于惊奇”，但是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关注的角度都非常不同。在我看来，这可能导致了他们哲学面貌最终的不同，而这也是我接下来想要研究的话题。此外，对本质主义根源的思考还激发了我对中西哲学比较的兴趣，希望通过研究相关话题，思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两位哲学家形而上学之思背后的根源，考证其源流，继而为比较中西哲学打下扎实的基础。

本书的主要内容写作于圣三一学院半地下室的柏拉图研究中心（The Trinity Plato Centre），我们戏称为“Plato’s Cave”（柏拉图的洞穴）。

“洞穴”一隅

在那里，我度过了四年美好的学习时光，纵使学术研究有时是非常枯燥的，研究中心窗外熙熙攘攘讲着各种语言的学生与游客，以及研究中心内导师珀力提教授爽朗的笑声、约翰·迪伦（John Dillon）教授的和蔼亲切都给了我莫大的慰藉，鼓励远在异国他乡的我完成了博士论文写作，并在答辩中取得了专家们的一致好评。

从柏拉图中心出来，便是游客如织的小广场

两位博士论文评阅人，左为Terence Irwin教授，右为Peter Simons教授

主要内容

传统上，亚里士多德的研究者认为，《形而上学》的核心是Zeta，Eta和Theta三卷，即所谓的“核心卷”，而这三卷探讨的主题是“何谓实体？”。按照这种观点，Zeta是《形而上学》的重中之重，而Eta和Theta则从属于它。这种观点认为，在Zeta卷解答了“何谓实体？”之后，Eta和Theta中处理的仍然是Zeta中尚未解决的一些问题。这种传统基于实体（ousia-based）的对《形而上学》的解读认为，Theta通过“潜能和现实”这两个概念继续分析“实体”这一概念，从而服务于《形而上学》的整体论证结构。根据这一解读，Theta卷仍然归属于传统解读，即认为《形而上学》是对“何谓实体？”的研究。本书的目的是解答涉及Theta卷论证结构的一系列关键问题，同时要表明传统观点未能恰当理解Theta卷的论证结构。

本书的核心论点是Theta卷在论证上有统一的主题。与传统基于实体（ousia-based）的对《形而上学》的解读不同，本书主张的基于本原（archē-based）的解读认为，Theta的主旨是考察“潜能和现实”这两个概念是否可以将我们引向最终的本原（archē），即实体的本原（the archē of ousiai）。通过文本精读，并评价当代Theta卷丰富的学术研究，本研究表明Theta的论证结构如下：在Theta 1-6中，亚里士多德采用“潜能-现实”这一对概念，首先分析“就运动而言的潜能”（dunamis kata kinēsin），然后通过扩展其含义，将其用于分析“实体”（ousia）这一概念。这样，Theta 1-6就为寻找“实体的本原”作了准备。在Theta 7和8中，亚里士多德通过两种方式探寻“实体的本原”：（1）通过探讨实体的潜能；（2）通过探讨实体的现实。正如亚里士多德在Theta 7中所表明的，第一种方法无法达到最终的本原。最终在Theta 8中，亚里士多德通过分析“在实体上现实优先于潜能”，论证了探寻最终本原的可能性。在Theta 9中，亚里士多德通过揭示他已经隐藏在Theta 7和8中的目的论维度，进一步阐明了最终本原的一些重要特征。

本研究不仅揭示了Theta卷在《形而上学》全书中的重要意义，而且也为读者理解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思想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未尽之事

这本小书其实属于一个更宏大的研究计划的一部分。首先，本书的主旨是揭示亚里士多德探寻本原的独特方式。如果将“探寻本原”转化为现代哲学问题，可能比较接近的话题是“何谓解释”，毕竟所谓“第一本原”便是自身不待他物来解释，而其自身是别的事物的原因。从这个角度出发，到底一个有效的“解释”是什么，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哲学史已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无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密尔都对此有深入的讨论。而且，在古希腊的本质主义传统内，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有效的解释最终要求我们理解事物的本质。

与此相关的一个话题是发轫于二十多年前，至今仍然方兴未艾的关于“存在论上的依赖”（Ontological Dependence）与更为广义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讨论。范恩（Kit Fine）于 1994 年发表了《本质与模态》（Essence and Modality）一文。在其中他对以克里普克-普特南为代表的对本质概念的模态解读提出了质疑，认为成为必然属性是成为本质属性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在之后的一系列论文中，他进一步辨析了本质这一概念，提出了“存在论上的依赖”，试图为本质概念奠定逻辑基础。这些话题在当代形而上学引发了人们热烈的讨论。本书的第四章、第六章都与这一争论息息相关，特别是在本书的第四章中，我对亚里士多德“在实体上的优先性”的论述也推进了这一争论。

沿着这一思路，在写作博士论文的过程中，我也花费不少精力关注了罗伊（E.J. Lowe）对当代形而上学的贡献。在一系列论文和著作中，他辩护了与范恩相似的观点。他批评了克里普克-普特南对“本质”的解释，认为二者共同的问题是认为事物的本质是其原子/分子结构。他辩护古希腊以定义来揭示本质的传统。另外，克里普克-普特南对本质的论述意味着发现事物本质的途径是后天的、科学的。与之相对，罗伊在梳理本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本质先于存在”这一命题。他认为本质在“存在论上”和“认识论上”都是优先的概念。在范恩和罗伊的影响下，奥德伯格（Oderberg）和考斯利基（Koslicki）等研究者不断丰富他们的研究，进一步辩护本质是所有形而上学必然性与可能性的基础。在我看来，深入研究这些话题能够丰富我们对本书研究主题的认识。例如，在《形而上学》第九卷最后一章中，亚里士多德论述了在认识上“现实”优先于“潜能”，并且他主张对“本质”的认识是优先的。如果我们引入当代的相关讨论，会更加理解亚里士多德的立场，或许也能从认识论切入，更为全面地理解亚里士多德“探寻本原”的方法。

当然，除了作为狭义哲学话题的“本质主义”，我们还可以追根溯源，追问“本质主义”背后的动力。这也是我在前文提到的，一种更宏大的不同哲学传统能够得以比较的契机。当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本质主义虽然有很多共性（例如，前文提到的，有效解释最终依赖知晓事物的本质），二者对本质主义的动力、范围、方向的理解却不尽相同。但是，就他们的哲学是希腊思想的至高成就而言（这一说法当然也是有争议的），他们的本质主义是希腊思想的特质。沿着这一思路，我们便能够将不同的哲学传统纳入到对话当中，去评判本质主义作为一种“人生态度”的利弊得失。在写下这句话时，我心中想到的当然便是中国哲学传统；我一直觉得从“本质主义”的角度出发，可以为阐发二者的差异提供一条道路。（或许有人会反驳，认为希腊的形而上学才是其特质。我当然不会否认这样的说法，但是我认为本质主义是更为根本的学说。或许这一点在柏拉图那里更为明显：理念论的种种特征，主要源自柏拉图对本质主义动力、范围和方向的思考。）

由以上的“未尽之事”难免会生出“些许遗憾”。从客观角度说，遗憾的原因源自希腊哲学已经存在的“过度研究”的倾向，甚至可以夸张一点说，对希腊哲学经典文本的研究（例如《形而上学》）已经到了对每个主要论证都有了分歧的程度，且具体分歧会形成“叠加效应”，一般会直接导致整个“解释图景”的不同；当然因为“过度研究”的倾向，还存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风险。在写作博士论文的时候，我也不得不面对汗牛充栋的研究文献：只有“翻越”一座座“文献的大山”，才能看到一点点“风景”。之前提到的“未尽之事”关注的都是“大问题”，但是如何将这些大问题，落实到具体的文本上，并与文本产生良性互动关系，却是个难事。相信读者阅读本书时，也不免会有这种感觉，即有些讨论似乎是枯燥和复杂的（例如本书第一章对第九卷几个术语的辨析）。但是，如果我要为自己辩解的话，我会说：面对已有的学术积累，这几乎是一件无法避免的事情；只有穷尽所有主要的解读，分析它们的利弊，我们才能接着往前走。当然，从主观角度说，这是我自己眼界有限，水平有限，仍未能“将小问题越做越大，大问题越做越小”。但愿将来随着学识渐长，我能把未尽之事做好！

致谢

我现在依然常常怀念柏拉图中心的阅读室，每周一次的读书会（由迪伦和珀力提教授主持）以及与珀力提教授的单独谈话，不仅教会了我深入阅读希腊文献的方法，也为我树立了一种“做哲学”的典范。

正是在这块白板上，希腊文本的结构被“庖丁解牛”；上图拍摄于2015年，是讨论本书最后一章内容的记录。

此外，本书在写作中也得到了聂敏里教授的指导，感谢聂老师让我领略了学术研究的魅力，特别是他教导我要“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要以更大的哲学视野来看待希腊哲学。另外，周濂、刘玮、特伦斯·厄文（Terence Irwin）、彼得·西蒙斯（Peter Simons）等教授也以各种方式提供了很多宝贵意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张浩军、宫睿、费多益、孟彦文、宋博、梁辰、魏玮等同事也对本书的部分章节提出过修改意见。同时感谢文兵、俞学明院长以及哲学研究所的各位同仁提供了优越的科研环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与李春颖、李璐、吕明烜、宋博、秦晋楠等同事组成的读书班），使得哲学真正成为对话，而非独白。

此外，孙铁根、冯伟、秦际明、葛天勤、保琳·萨布里耶（Pauline Sabrier）、彼得•拉森（Peter Larsen）、基思·贝格利（Keith Begley）等友人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也提供过帮助，在此一并感谢。最后要感谢本书的编辑王晨玉，没有她的辛勤工作，这本书也无缘面世。

-End-

观点资料来源：文史哲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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