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学指南》，(元)徐元瑞撰，郭超颖点校，凤凰出版社2022年6月出版，115页，48.00元

《吏学指南》又名《习吏幼学指南》，是元代徐元瑞编撰的一部吏学启蒙读物。徐氏字君祥，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士，生平事迹不详，不过全书征引文献极为丰富，不下六十种，且经史子集之书皆有涉及，可见他除了是一名业务娴熟的老吏外，还是一位学养深厚的汉族儒士。元朝自世祖忽必烈始以吏治国，故而“聪明才智之士，志于功名者，以吏为师，儒者之道或几乎息矣”（蒋易《送余从善赴京序》）。科举不兴，由吏入官几成下层知识分子跻身仕途的唯一路径，正所谓“我元有天下，所与共治出刀笔吏十九”（揭傒斯《善余堂记》）。如此时代，出现《吏学指南》这样一部书乃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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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吏学指南》的编撰，徐氏自序说：“摘当令吏用之字及古法之名，首冠以历代吏师，终继于恕刻轨范，类成一书。”书前所冠“历代吏师类录”，先明胥吏上应上帝、土公两星，以得天文理据；又以时间为纲，列举历代吏师，将先秦至宋代有名的先贤都纳入了“吏”的范畴。由此，胥吏被塑造成承天而兴、渊源有自的职业。录中所列“吏师”在其所属时代多为高官，譬如周代之太傅周公旦、秦代之丞相李斯以及汉代之相国萧何，皆是如此，其意在激励为吏者砥砺奋进，取得较高的政治地位。元代吏制特殊，为吏亦可入仕，官、吏之间并无明显界限，“曰官曰吏，靡有轻贱贵重之殊。今之官即昔之吏，今之吏即后之官。官之与吏，情若兄弟。每以字呼，不以势分相临也”（吴澄《赠何忠德序》），可见徐氏所倡深合当时的政治环境。

不过，这种倡导似乎还能反映出更深层次的问题。元代穆虎彬所刻《吏学指南》有云梦县人石抹允序，其文盛称穆氏刻书美意，而于作者毫无褒赞，甚至但称徐氏，不称全名。其时石氏为承事郎，品秩不高，却可轻视徐氏，可见徐氏在撰此书乃至于传刻之时，亦不过普通胥吏。徐氏所在的吴郡原为南宋疆域，宋灭以后方才纳入元朝版图，隶属江浙行省。在元代的“四等人”制度中，徐氏属于最末的“南人”，政治起点可谓极低。如此看来，徐氏倡言“居官必任吏”，似非以过来人的身份教育后辈，反而有几分激励自身的意味，此类录中暗含了徐氏对政治晋升的强烈愿望。然而元朝统治者对“南人”为吏有很大限制，甚至规定江南三省（江浙、江西、湖广）的吏员不能够迁调他省，只能在三省内互相迁调（揭汯《有元故礼部尚书秘书卿贡公神道碑铭》）；元武宗时期更是规定“南人”不得担任廉访司书吏，时任者须马上调离（《元典章》卷一二《保举官员书吏》）。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徐氏跻身显位的愿望大概率只能成为空想。

正文凡有八卷，前七卷“摘当令吏用之字及古法之名”，编列条目，逐一解释，实为辞书的体例。徐氏所拟条目内容宏富，“吏员”“行止”“才能”诸条，关涉吏员的各类称号及其所应具备的专业素养；“郡邑”“府号”诸条，关涉全国各地行政区划；“官品”“官称”“吏员”“统属”“除授”“世赏”诸条，关涉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官吏制度；“仪制”“旨判”“诸此”“玺章”“公式”诸条，关涉政府公文的各种格式和体制；“三典”“三罪”“五纠”“五禁”“杂刑”诸条，关涉一般的律法知识；“五父”“十母”“服制”“亲姻”“户婚”诸条，关涉基本的社会关系和风俗；“狱讼”“推鞠”“勾稽”“钱粮造作”“征敛差发”“诸纳”诸条，关涉官府基本的行政任务……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就《吏学指南》的编撰体例而言，较之于一般的官箴书，更类似于《大元通制条格》这样的官修政典，所不同者，《条格》所设条目下记载的是系有年月的行政故事和相关文书，而《吏学指南》则是单纯地解释条目本身。

值得注意的是，《吏学指南》对这些政典中所录文书中的专门词汇进行了解释，譬如《通制条格》卷三《户令·婚姻礼制》云：“礼部呈：‘契勘人伦之道，婚姻为大。’”《吏学指南》卷二《发端》“契勘”条云：“谓事应推验而行者。”又如《条格》卷六《选举·举保》：“看详今后缺官，省部铨选，自有季报照勘铨注，各衙门例合保用者，亦须保选相应人员，如违严加究治。”《吏学指南》卷二《发端》“看详”条云：“谓审视辞理，善为处决者。”又如《条格》卷七《军防·看守仓库》云：“如是库司勾当并支纳人员出库，仰沿身子细搜寻，但有隐藏官物，即便捉拿，解赴省部，照依扎撒处断。”《吏学指南》卷四《法例》“大扎撒”条云：“谓依条例法度也。”

这样的体例，其实与写作定位有关。徐氏既名是书曰《习吏幼学指南》，其目标读者不言而喻。所谓习吏，即见习吏员，元代吏员制度所涉及的官府公务人员，大致可分为见习吏员、吏员以及官员三个层次，吏员可以通过出职制度担任官员，吏员则从见习吏员中选拔而来。学者许凡指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府衙门中，见习吏员的数量极多，平时做吏员的助手，主要担任贴书、写发等职务，是元朝官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许凡《元代吏制研究》）。贴书、写发都是涉及官府文书档案的职务，要求从业者对当时的社会情况有相当的了解，并熟练掌握当时的各类文书和法律用语，因此采用辞书式的编撰更合时用，是书能够广泛流传，盖亦缘此。

《吏学指南》还有浓厚的儒学色彩。对渊源久远的词目，徐氏引经据典加以解释，譬如卷六《狱讼》“自伤残害”条：“《孝经》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先王立法，不独禁其损伤于人，而自伤残害者亦所不容。盖自伤有成残疾者，有不成残疾者，避事者，有非避事者，全在用法临时推意决之。”除此之外，徐氏还借鉴了经书的逻辑框架，譬如卷一《六曹》以《周礼》“六官”相比附，“吏”“户”“礼”“兵”“刑”“工”，分别对应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以及冬官司空；又如卷三《八议》，下分“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八条，小注云：“即周之八辟也。《礼》云：‘八辟丽邦法，附刑罚。’”

通晓儒学是元代吏制自始至终的要求，“司、县司吏，听本处耆老、上户人等，于概管户内询众推举性行循良、廉慎无过、儒通吏事、吏晓儒书者补充。不得将不谙儒吏、不应之人保充”（《元典章》卷一二《试选司吏》），但这更多地是因为儒生的文化素养较高，能够胜任吏员的工作。徐氏在书中引入儒学内容固然与此相关，但也有纠正时弊的意图。以幼年补习吏担任贴书、写发存在非常大的社会问题，至元九年（1272），陕西四川道提刑按察司使覃嘉云：“府县人吏，幼年虽曾入学，仅至十岁已上，废弃学业，辄就吏门中书写文字。礼义之教懵然未知，贿赂之情循习已着，日就月将，熏染成性。及至年纪成长，就于官府勾当，往往受赃曲法，遭罹刑宪，不可胜数。详此，盖因失学未尝读书，心术不正所致。”（《元典章》卷一二《人吏优假读书》）徐氏对此深以为然，其自序曰：“初学之士，妙龄而入，律书要旨，未暇师承，巧诋之风，薰染日著。”基于这一社会现实，徐氏编撰部分教化文字置于末卷，亦即“恕刻轨范”，其文强调为吏要律己、任恕，反对惨刻，试图利用儒家价值观念来改善这一问题。

然而，这一社会问题根深蒂固而又甚为普遍，甚至连“朱子过化之地”东阳亦是如此，“自更化以示，后生少年往往以吏为师，明律令，习刀笔，文深以为能，筐箧以为功，浮沉廊庑，汩没案椟，操其轻重，以与民为市。仁宗皇帝既御极，慨然稽古思治，以为天下者，五帝三王之天下，而弃《诗》《书》，纯任法律，奈何以复唐、虞、三代之治乎？于是诞降明诏，经术取士，士益贵矣”（蒋易《送郑希礼之建宁学录序》）。即便元仁宗开科举，倡导“援儒入吏”，亦不过昙花一现，无甚改变。徐氏欲以“恕刻轨范”来劝诫教化之，终究是不能如愿的。

无论是从辞书式的体例、面向见习吏员的写作定位，还是从儒学与吏术相结合的编撰特色来看，《吏学指南》皆为吏学读物中仅见，这种独特性又与其所属时代密切相关，既贴合当时的社会需求，又承载了徐元瑞对其所属时代的认识以及个人的主观努力，反映了一个大时代的历史风貌，而这部与大时代深度契合的小书流传至今，又为今日学界了解元代制度、词汇和社会面貌提供了重要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