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1988年我刚到音协不久，在东四八条办公的时候，同事张大勇对我说：“鼎鼎大名的宋扬先生的大公子宋小明就在后院卖饭票呢。”

(资料图)

1991年8月，《歌曲》编辑部举办第二届“成才之路”词曲作家培训班。宋小明应冯世全之邀到《歌曲》来帮忙。

一天中午，我到《歌曲》编辑部去，看见了参加培训班人员的登记表，一笔极漂亮的行书。不觉惊呼谁做的登记，大家一指，宋小明坐在那儿。

我感叹道：哥儿们，你这字儿干这个话真是有点高射炮打蚊子了。

小明却不以为然：我这字儿也不怎么样，没好好临过帖，瞎写而已。

自此每当我在编辑部独自值班时，小明便常常过来闲聊。

他父亲是湖北人，母亲是湖南人，建国初期来到北京。所以他算是北京长大，但饮食却还是典型的南方口味，无辣不欢。

认识不久我感慨说：你看我住东直门脸儿，陈哲住德胜门脸儿，我老婆家是安定门脸儿，你在分司厅住，也是安定门脸儿，倒是有点缘分。

我们初始并不谈音乐与文学，而是北京式的闲扯为多，熟了点发现首先是对北京的“江湖文化”都很熟悉。他说了不少60年代的北京江湖往事，我说的是中学时期的顽主故事，竟然颇有知音之感。

便知道原来他从小也是个不安分的，也曾四九城到处碴架，还进过“炮局”。“这么着，我爸爸说你给我走吧，别在北京闹事了。”他一走就去了革命圣地延安枣园，此后去汉中工厂工作了若干年，刚刚调回北京。

他那时已经结婚，住在东直门外十字坡，离我很近。一天邀我去他家，他备上啤酒我们边喝边聊，结果整整喝了大半宿，两箱啤酒都光了。

1992年3月，法国流行钢琴家克莱德曼要来华演出了。主办方国际文化交流音像出版社的社长江凌问我克莱德曼来了市场前景如何。

我问：都哪儿演啊？

她说：北京两场，上海两场。

我说：北京一定火，上海不一定。

结果北京确实大火，上海票房惨淡。

江凌从上海回来问我：你怎么就说对了？

我说：北京人好热闹，你看克莱德曼的东西简单又好听，主角还帅。钢琴热了十年了，一看弹成这七八级的水平就可能成为钢琴王子，谁不看看？一个孩子至少三张票，加上爷爷奶奶说不定五六张票呢。但上海人一向玩高雅，“就这水平蒙谁呢？”这就是我的感觉。

1992年3月28日，克莱德曼演奏的那几天，《北京青年报》整版报道，在首都体育馆前卖报纸的年轻人（卢北峰摄）

过了几天，《北京青年报》新来的文艺记者戴方找我：老金，找几个圈里人咱们谈谈克莱德曼吧。

我于是约了宋小明、田青和张大勇在宋小明家聊了一下午。整理之后发表在《北京青年报》（1992.4.14）上——《克莱德曼——闻名不如见面》：

宋：从观众的层次上看，不属于往常那些比较火的观众。有些人好像是带着听交响乐的感觉来听他，有点错位。

田：我觉得如果说是错位，克莱德曼本人就是个错位。他这个东西不过就是背景音乐。我觉得法国的优雅没有表现出来，倒是表现了法国文化中的浅薄。

宋：我倒是同意田兄说的，它最适于作为背景存在。不过他要这么做恐怕还是有他的追求。我想他是想把钢琴从贵族沙龙式的环境中搬到体育场、广场。他就是把它搬到“下里巴人”里头。

金：克莱德曼出现在法国很正常，因为法国有它的芭蕾、文学和美术，于是它也需要平庸。因为平庸也是一种需要。

田：这是个时代的问题，古典主体电声化、维纳斯的肚子上开抽屉、蒙娜·丽莎长上胡子，实际上是现代艺术家面对古典艺术的高峰和尽善尽美的无奈。

宋：总得有偏执的、较劲的，才能有正常的、轻松的。

金：所以我一再说，不是商品化毁了流行音乐，而是非正常的商品化毁了它。

张：是啊，就像这次克莱德曼来，咱们当个事儿似地侃了半天。其实呢？其实正经没什么。人家来了，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不听，对爱听的朋友总是好事，对不？

这篇对话发表后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当时的音协领导认为宋小明并不是《歌曲》的正式编辑，强行把他辞退。以至于后来我一直感慨说：“如果不是这样，歌坛就会多一个优秀的编辑，却失去一个优秀的词作家。”

而四十年来，“克莱德曼”几乎年年在中国“走着”。

文并供图/金兆钧

版面编辑/吴菲

图文排版/雷若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