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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九年（公元814年），白居易正租住在曲江流域西北的昭国坊，好友张籍则居住于在约三公里外（长安城外郭城东西广九千七百二十一米，且左右各三列坊较中间四列坊更宽，故推算延康坊至昭国坊距离略小于东西总宽度的三分之一，约为三公里）的延康坊。三公里路，乘驴马需走上二十至三十分钟，对普通人来说不算太久，但对想同老友一叙的张籍而言，却是万分艰辛的旅途。在记录张籍此次来访的《酬张十八访宿见赠》诗中，白居易对这位好友表达了关切：“怜君将病眼，为我犯埃尘。远从延康里，来访曲江滨。”此时张籍任太常寺太祝已近十年，并患上了严重的眼疾，他那通红的，半瞎的眼睛，最怕这段路上的尘土。

白居易

尘土从何而来？白居易诗里已说得很清楚：“长安久无雨，日赤风昏昏。”长安已很久没有下雨，太阳炙烤地面，风刮起路上的尘埃，天昏地暗。不同于今天坚硬的柏油、沥青路面，长安城中，就连最为宽敞气派的朱雀大街也采用了原始的黄土路。黄土土质疏松，透水性强，蒸发量也大，一到干旱的大风天气就会扬尘不已。走在长安街道上，“绿槐开复合，红尘聚还散”（沈佺期《长安道》）。行道槐树枝叶繁茂，红尘满途，已是日常之景。春夏是最干旱的时刻，路况也最为恼人。“浩浩长安车马尘，狂风吹送每年春”（元稹《杏园》），猛烈的东风杂着尘土吹拂，能达到“跬步间人不相见”（李剑国辑校《唐五代传奇集》，中华书局2015年版，2735页）的程度。这一点在司空曙《长安晓望寄程补阙》诗中也可得到验证：“天浄笙歌临路发，日高车马隔尘行。”路上的行人、车马间都隔着一层灰蒙蒙的尘埃。唐人薛逢出发前往成都时，全家都来送行。时值长安干燥少雨的六月，尘土漫天飞扬。那年的酷热、眼鼻喉中的异物感，还有哭成一片的家人，种种并不美好的回忆就如实记录在薛逢的《镊白曲》中：“长安六月尘亘天，池塘鼎沸林欲燃。合家恸哭出门送，独驱匹马陵山巅。”千年后读来，仍觉得眼睛刺痛，喉咙发紧。微型沙尘暴会在每一个无雨大风的日子里登场。长安人的一天，就是从睁眼“日出尘埃飞”（白居易《早送举人入试》）开始，到傍晚“坐愁红尘里，夕鼓鼕鼕声”（白居易《早送举人入试》）结束。日出沙、日落尘，这在现代人看来简直无法忍受，而唐人则已习惯与之共存，并在诗歌中给予它一席之地。日光照射后扬尘色调偏红，形成了名副其实的“红尘”景观。在唐人笔下，讨厌的沙尘竟然具有了“佳气红尘暗天起”（卢照邻《长安古意》）的气势。朦胧的漫天红尘弥漫在朱雀大街上，直通皇城朱雀门，带给普通人莫名的神圣感与巨大的压迫感，成为名利旋涡的象征，让古今长安过客为之神往。“也笑长安名利处，红尘半是马蹄飜”（僧尚颜《赠村公》）、“三年游宦也迷津，马困长安九陌尘”（沈亚之《送庞子肃》）、“出门争走九衢尘，总是浮生不了身”（蒋吉《题长安僧院》）……弥漫于长安南北向九条街上的红尘，既困住了马的脚步，也牵绊了宦游人的心。诗人于武陵也劝慰白忙活一天，空手而归的卖松人说：“长安重桃李，徒染六街尘。”（《赠卖松人》）“六街”指的是长安城内三条南北向干道和三条东西向干道。“九衢尘”“九陌尘”也好，“六街尘”也罢，都是名利纷扰、浮躁心境的具象。“尘”之借喻可不仅仅流行于人间。元和年间，王洙在东阳驿南的佛舍中投宿，夜里遇到几个精怪在聚会作诗，其中一怪吟道：“长安城东洛阳道，车轮不息尘浩浩。争利贪前竞着鞭，相逢尽是尘中老。”（《东阳夜怪录》，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年版，4025页）你看，就连妖怪也嘲笑活人在风烟谜尘里蹉跎了一生。有时，诗人们还会将长安之尘进一步浪漫化，称其为香尘。尘土混合着春日花香与衣衫的熏香，成为都人踏青记忆的一部分：“长安二月多香尘，六街车马声辚辚”（韦庄《长安春》）；“春日照九衢，春风媚罗绮。万骑出都门，拥在香尘里。”（邵谒《长安寒食》）虽然长安城的建筑已然消失，市民都已死去，诗歌中留下的气味、温度、体感，仍能将我们带回到当年的现场。然而，无论红尘还是香尘，抛开艺术处理的光环，道路扬尘对长安人的生活还是造成了困扰，患有眼病的张籍就是一大受害者。人们最期待的就是下一场雨了。“朝雨浥轻尘”，漫天尘埃终于沉淀，又因沾染了雨雾湿气而散发出泥土的清香。此时上路最是惬意，正如戎昱笔下“数里衣香遥扑人，长衢雨歇无纤尘”（《赠别张驸马》）的美好一幕。

杜甫

但长安城的黄土路实在承受不住淫雨的浇灌。连日下雨会导致另一极端状况：路上泥汤四溢，条条黑水横流。杜甫晚年在嘉州曾追忆困居长安的往事，那年“长安秋雨十日泥”（《狂歌行赠四兄》）的场景仍历历在目。他在长安的十年生活困顿，出行想必得靠徒步，而像白居易等骑马坐车的官员，则也有马蹄与车轮陷入泥中的窘迫。元和五年（810年），白居易任左拾遗，虽然官秩较低，却因是供奉官而需要参加朝参。冬日里雨雪交杂，放朝回去的路上，已是一片泥途：“归骑纷纷满九衢，放朝三日为泥涂。”（《雨雪放朝因怀微之》）每到此时，道路功能近乎瘫痪，朝廷就会下令放假，如贞元十三年诏：“自今以后，时暑及雨雪泥潦，亦量放朝参。”（王溥撰《唐会要》，中华书局1960年版，474页）又有长庆二年八月敕：“秋夏之间，常多水潦，如缘暮夜遭雨，道路不通车驾，宜使放其日朝参。”（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632页）韩愈的遭遇更令人哭笑不得。天降大雨，身为国子祭酒的他却未仍得到放朝的消息，只好踏着泥水艰难上班，走到一半才得知放朝，只好折返，白白受累，气得他在诗里发泄一番：“放朝还不报，半路蹋泥归。”（《雨中寄张博士籍侯主簿喜》）无论在什么时代，身处高位的人总有更为舒适的境遇。张籍告诉我们，长安城中还有从宰相宅邸铺设至大明宫，专供宰相等高官走马的沙堤，沙堤略高于普通路面，能够“早风无尘雨无泥”（《沙堤行呈裴相公》），一条黄土路所能反映出的等级差异可见一斑。不知怎么的，时任左拾遗的白居易似乎也在上朝时走（也可能是“蹭”）过这条沙堤。只是当天长安遍降大雪，沙堤结冰，让马蹄不停地打滑。“上堤马蹄滑，中路蜡烛死。十里向北行，寒风吹破耳。”（《早朝贺雪寄陈山人》）一路上备受煎熬。了解了唐诗中所反映的长安城路况，我们就更能理解白居易对张籍来看自己的感激与感动。“穷瞎张太祝”（语出孟郊《寄张籍》，“西明寺后穷瞎张太祝，纵尔有眼谁尔珍”）冒着眼疾，也许还无马可乘，步行三公里前往昭国坊，真可谓风尘仆仆。而大雨中沦为泥途的长安道，也见证了另一场真挚的友谊。张籍拜访白居易一年后（元和十年）的一个雨天，白居易读到了元稹寄来的新诗，他击髀叫好，顾不得窗外正风雨大作，泥潦满途，毅然决定前往元宗简所在的升平坊与之分享：“好句无人堪共咏，冲泥蹋水就君来。”（《雨中携元九诗访元八侍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