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山地是许多少数民族的居住地，壮、苗、侗、瑶可算是其中的“大族”，在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人口排名位列第1、5、10、12位。因此在黔、湘、粤、桂等地区，随处可见某一个或若干个民族的自治县、自治州乃至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与湖南交界之地有龙胜各族自治县，它是全国仅有的两个各族自治县之一，拥有苗、瑶、侗、壮、汉五个民族。这里缘何成为众多民族的聚居地？在这片区域内，五个民族在文化传统与日常生活中又有怎样的联系？带着这些问题，我从2018年春节开始了桂东北的田野工作。作为建筑历史与文化遗产的研究者，我的关注点自然是这些民族的家屋和聚落，想探知它们在空间营造与使用中的异同。但正如陪我田野的“外行”闺蜜所说，这些歪歪斜斜的木楼看上去都差不多嘛。除了那些只有“内行”才能看出门道的建筑细节之外，如何才能展现不同民族的万种风情？在这个关于龙胜的系列文章中，我希望用学术研究的“边角料”——那些真正吸引更多人的民俗与故事，来呈现更为生动多彩的龙胜。龙胜县域因与桑江流域大致相当，辖区内的自然地理条件差异不大。在大致相当的环境中，各个民族的聚落遵循着基本相同的选址、布局原则。由于苗、瑶、侗、壮、汉民族及其支系的聚居区相对清晰，小环境的区别产生了聚落景观的些许差异。在对环境适应的普遍应对策略上，以及对各自族群文化习俗的表达中，也产生出形式相似又各不相同的家屋（住宅）建筑。这些差异对于一般观者来说或许并不显眼，但它们是多民族地区族群认同和文化交融的双重呈现。地形与聚落在本系列的开篇文章之中，我们已经简单介绍了桑江族群的分布特征。侗、壮两族的聚居区以河谷为边界，而苗和红瑶则以山岭为核心、分布于多个小流域的上游地区（图一）。

图一 龙胜县族群分布图（根据《龙胜各族自治县民族分布图》[1]改绘）

(相关资料图)

桑江流域的河谷纵然宽窄不同，但均极少河滩平地，干流和支流、上游和下游的聚落都是以沿山布局为主。仅在平等河流域才有几处较大的平坝地，形成诸如乐江、庖田、广南、平等的河坝村落（图二）。即便在桑江干流，沿河的壮、瑶村寨仍是建造于山麓之上，如壮族的里排、里伍，红瑶的白面、细门等村落（图三）。不过，相比于小支流上游的深山聚落（图四、图五），干流或大支流河谷两侧的山寨视野更为开阔（图六），形成风格不同的聚落景观。

图二 平等河流域的河坝侗寨（赵晓梅摄，2018年）

图三 桑江干流山麓之上的村落（赵晓梅摄，2021年）

图四 南山山麓景观（赵晓梅摄，2021年）

图五 城岭山麓景观（赵晓梅摄，2021年）

图六 桑江河谷景观（赵晓梅摄，2021年）

从村落规模来看，河坝聚落更易于由多个小自然寨逐渐聚集，形成大型聚落。比如平等镇驻地平等村，占据了龙胜县内最宽的一块平地，当地居民将河滩辟为稻田，而将村寨建于丘陵脚下的缓坡地带。全村有一千多户、将近四千人口。平等有十多个姓氏，几个大姓相对聚居，从北面的寨头到南面的寨尾依次居住着石、罗、陈、吴、伍、杨、胡等姓氏的居民。各大姓氏拥有自己的坟山，原先设有族长管理本族内部事务，组织清明祭祀。在姓氏之上，平等过去有一种称为“群”的社会组织，一般由一两个大姓构成，建造自己的鼓楼[2]（图七、图八）。 当地人所说的群，或许就是原本的自然村寨，鼓楼是这些自然村寨的象征，也逐渐成为这些以侗人为主体（当地流传着王姓瑶人融入侗人的故事）人群的民族符号。又因为侗族鼓楼的视觉效力，即便在龙胜这样的多民族行政区，也会在县城中兴建一座现代鼓楼（图九），表明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

图七 平等村的主要姓氏、坟山和鼓楼（赵晓梅绘）

图八 平等鼓楼之一（赵晓梅摄，2018年）

图九 龙胜县城中的鼓楼（王忠贵摄，2022年）

坐落于山麓之上的聚落规模往往不会很大。如果从族群的差异来看，红瑶和壮族聚落有一些较大的聚落，它们也是曾经几个自然村寨的联合体，如龙脊大寨由廖家、侯家、平段和平寨构成。这些大型山麓聚落大多选址于山势较为平整、易于开辟梯田的坡地之上，几个自然村落上下毗邻，渐渐连为一体。即便如此，规模最大的金竹和龙脊，也不足平等村人口的半数。盘瑶和苗族的村寨往往规模更小，这倒未必是民族特色——红瑶、壮人甚至侗人也有很小的村寨，只是这些村落的选址或许没有那么“理想”，附近缺乏更多的资源来养活更大的人口。这些小村寨基本都位于更高的山麓之上，周边的山林地形变化较大，不易于开辟大块、完整的田土。在这些山麓聚落之中，家屋均沿等高线分布。也就是说，每家每户的屋脊与等高线平行。由于山麓村落规模不大，位于地形一致的同一片山麓之上，因此整个聚落的房屋朝向大体一致。那么，建造这些家屋必然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一块斜坡之上造出平坦的室内空间。在以石山为主的桑江流域，以底层架空的木构干栏“垫平”高差显然要比用土石垒造地基要省力得多。实际上，这种底层架空的干栏建筑也是南岭区域应对潮湿气候的长久做法，因此我们看到，即便在平坦的河坝聚落之中，传统上仍是建造干栏住宅。尽管当地也曾建有不架空的地屋，但那些都是临时性的简陋住宅，早已不复存在。只是对于桑江族群来说，建造成半楼（一半架空、一半立于平整过的地基上）还是全楼（全部架空）的干栏家屋，并非地形决定，而是有着明确的民族属性。族群与家屋干栏家屋可以说是应对当地地形和气候条件的传统建造形式。在人类学研究之中，家屋又具有社会文化属性，可以表达社会结构和基本运行，也具有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比如，作为一个社会单元，一个家庭所拥有的家屋，当人口增长之后，我们是要另外建造新的家屋，还是扩建原有的家屋？传统上，桑江民族大多会选择后者，保持一个大家庭聚居的模式。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来扩建，是在原有家屋两侧继续延展，还是从某一个端头向前延伸？新的扩建部分采用怎样的形式？不同的民族似乎形成了不同的答案。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各个民族基本家屋的普遍样式，这些各不相同的建造方式表现出他们各自的习俗、禁忌。半楼和全楼都要将坡地平整为上下错层的台地，但各层占据两层台地地基的方式不同。红瑶和苗族的传统家屋是半楼干栏，将山地修整成大小相等的上下两层台地，在下层台地上建造架空的底层——“楼底”，在上层台地上起“楼上”的生活层（图十）。在这样的家屋中，底层的畜栏是不被视为人居的地方，因此在居民主要生活、活动的“二层”（主人将其视为一层）设立大门，底层另辟小门（图十一）。侗族和壮族的传统家屋是全楼干栏，整个建筑基本都立于下层台地，只有最后一进或半进搭在上层台地上（图十二）。住宅的主入口在底层，进入一层、登上楼梯而抵达二层，不过正式的大门仍是在二楼门楼之上（图十三、图十四）。

图十 龙胜半楼干栏家屋明间剖面图（赵晓梅绘）

图十一 龙胜红瑶半楼干栏家屋（赵晓梅摄，2018年）

图十二 龙胜半楼干栏家屋明间剖面图（赵晓梅绘）

图十三 龙胜壮族全楼干栏家屋（赵晓梅摄，2018年）

图十四 龙胜壮族二层门楼上的大门（赵晓梅摄，2019年）

浙江大学王晖老师认为，半楼和全楼的选择反映出一个民族的祖居地居住传统，苗族和瑶族来自“北方”，惯于地居，即使因不断迁徙而逐渐采用干栏家屋，但仍以半楼的形式表达其地居传统；壮族和侗族则是南方土著民族，架空的全楼本身就是其原初居住模式。[3]的确，使用了半楼形式的苗、瑶家屋，架空层以上只是短时使用的宽廊式门楼，而家庭的礼仪空间堂屋和火塘，乃至居民的卧房都处于实地之上。不过，在龙胜，这条原则不适用于全部的苗、瑶支系，比如盘瑶和花瑶的家屋就多用全楼，或许因为这两个族群人口少、居住较为分散，房屋建造更多受周边民族影响。在桑江支流金江河河谷之中，居住着红瑶、壮、汉和盘瑶四个族群。红瑶聚居于上游，壮人聚居于下游，而盘瑶和汉人则散居于壮寨之间，并且更靠近往桂林的南部。这样的聚落分布已经暗示出他们的迁入顺序，明代以来生活于此的红瑶被明清之际迁入的壮人“驱赶”到上游，盘瑶迁入时间可能稍晚于壮人，人口也足以建立自己的聚落，而乾嘉以后才以壮人佃农身份定居的汉人则依附于壮族为首的聚落联盟——龙脊十三寨。尽管如此，壮人的高超营造技艺显著影响着盘瑶，盘瑶家屋直接照搬了壮族家屋的排柱方式，只是将前后调转——我们看到壮人在门楼的地方做了一根不落地的“燕柱”来丰富门楼空间，而盘瑶似乎抄错了作业，把它用在中柱之后，且看不出是何原因（图十五）。

图十五 金江河流域盘瑶家屋明间剖面图（赵晓梅绘）

当然，最先定居的红瑶人也在家屋营造中影响着壮人，红瑶特有的二柱崇拜被壮人所模仿。在红瑶家屋中，由于房间的排布方式，作为主要仪式空间的堂屋，其正中之柱不是家屋的中柱，而是中柱之后的“二柱”（图十六），因此二柱是最先被树立起来的建筑构件，不仅用材格外考究，且要洒鸡血、做仪式，还要在二柱之上添加一根小梁，举行上梁仪式。壮人从红瑶那里习得了“二柱”崇拜，左后二柱也是最先被树立起来的柱子。但是由于本身排柱方式的差异，瑶人后二柱的信仰被移花接木至壮人的前二柱，形成了在前二柱上做小梁、为它举行上梁仪式的习俗（图十七），并且被赋予大木匠师傅做法弯梁的传说。[4]

图十六 金江河流域红瑶传统家屋平面示意图（赵晓梅绘）

图十七 龙脊壮族家屋前二柱上的弯梁与上梁仪式所包红布（赵晓梅摄，2019年）

不过，在悠长的历史中，瑶人和壮人在家屋营造之中是相互模仿的，红瑶也从壮人那里借鉴了很多装饰要素，最典型的就是上下二分的碗柜。这种碗柜原型显然来自于壮族，因为其下部直接借用了门楼上的迎客凳造型（图十八）。壮人的门楼是客人等待主人请入屋内的地方，在此处面对楼梯安置一条长凳，这几乎是龙胜各个民族家屋之中唯一具有实用功能的高家具。除此以外，在日常生活中，居民所使用的都是低矮的桌、凳。香火之前设置的供桌显然也是高家具，但它仅具有礼仪功能。壮人的迎客凳当然也有礼仪功能，它雕饰精美，表达了主人的待客之谊。不过，家屋居民还会经常用它在门楼上乘凉，彼时迎客凳就变身为可供休憩的卧具。壮人火塘之侧的碗柜下部借用了迎客凳的造型，且比上部更加突出（图十九）。壮族居民有时也会混淆二者，龙脊一带就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一位老婆婆醉酒归家，模糊中看到一条迎客凳，就爬上去困觉（睡觉），醒来才发现自己睡在扒锅上面。后来，这一碗柜形式也出现在红瑶家屋之中（图二十），说明两个族群在生活空间营造之中的相互模仿。

图十八 龙脊壮族家屋门楼中的迎客凳（赵晓梅摄，2019年）

图十九 龙脊壮族家屋中的碗柜（赵晓梅摄，2019年）

图二十 金坑红瑶家屋中的碗柜（赵晓梅摄，2019年）

移民与院落龙胜传统家屋是民族性和地方性的综合产物，民族和地区之间的学习借鉴不限于桑江流域内部。龙胜北部毗邻湘西南，这里比龙胜更早纳入国家直接统治、“汉文化”得以极大发展。[5]湘西南已“汉化”的人口不断迁入龙胜北部的侗、苗聚居区，他们在融入当地族群的过程中，也将“汉人”的院落营造带入桑江流域，这是一种桑江南部极少见到的家屋形式。在广大的西南山地，院落都不是一个常见的建筑形式，往往只见于汉族移民或受其影响的零星聚落之中。桑江流域的山岭坡度算不上平缓，并不适宜营造院落。因此，在不少瑶、壮村落之中，我们看到人口扩张之后，往往仍沿等高线向左右拓展，建造新的家屋，使之与老屋相连。瑶人更是有严格的营造禁忌，不许屋脊垂直相对。一座座山墙相接的家屋，门楼连成一条连续的共享空间（图二十一）。

图二十一 龙胜盘瑶家屋相连的门楼（赵晓梅摄，2021年）

在大南山脚下的侗、苗聚落之中，家庭的扩大带来另一种家屋形式——在老宅两端向前伸出横屋，形成当地人所说的“燕子楼”（图二十二），甚至以横屋连接前后两座家屋，构成“四合院”。当地村民说，这种院落是过去“大地主”才能盖得起的。人多、土地多，才逐渐形成这种使用本地营造手段、模仿汉地民居的建筑。这种院落已然不存，不过龙坪侗寨的伍兴时木匠师傅（1940年生）在1990年代前后曾制作过一个院落民居模型（图二十三），至今存于龙胜县文管所中。

图二十二 龙胜苗族燕子楼（赵晓梅摄，2019年）

图二十三 龙胜侗族“四合院”家屋模型（赵晓梅摄，2021年）

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大家庭的解体，龙胜民族不再建造拼合而成的大型家屋。在一些新造的家屋之上，仍能看到横屋残存的“影子”。比如在芙蓉一带苗族村落，家屋很少建横屋，但仍在屋顶之上做一个与正脊相交的小屋檐，山花朝前（图二十四）。这个附加的屋檐之下并没有特殊的仪式空间或功能属性，当地木匠对此的解释为，提升屋面的抗风性能。其实，原本横屋的建造也有对抗风能力的考量，只是在家庭规模减小之后，缩微为屋顶形式了。

图二十四 龙胜苗族家屋模仿横屋的屋顶造型（赵晓梅摄，2019年）

在相同的气候环境之中，不同人群采用的营造手段来应对几乎没有差异的自然条件。这些营造手段的来源颇为复杂，或来自原初的建造习惯，或来自毗邻的强势族群，或来自不断融入的新人口。也正因为如此，龙胜民族的聚落和家屋，在一瞥之下的相似性之上，又呈现出更为细腻的多样性。[1] 龙胜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龙胜县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2年，扉页。[2] 陆德高：《平等侗寨史》，龙胜各族自治县2008年，第22、29页。[3] 王晖：《民居在野——西南少数民族民居堂室格局研究》，同济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1-74页。[4] 赵晓梅：《家先祭祀与空间变迁——桂北苗瑶家屋二柱象征意义的获得》，《建筑学报》2020年第6期。[5] 胡小安：《 “动乱”、制度与社会变迁——明清以降桂林地区的族群问题研究》，民族出版社2017年，第269页。